中国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有多远

　　诺贝尔奖举世瞩目，虽然已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华裔科学奖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但人们常常会展开这样的联想：在推动人类大步前行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国本土科学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提到国内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短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原创性成果的缺失。“事实上，我国发表的文章数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原创性成果与美英德日差距还很大。”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表示。他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对基础研究的原创性重视不够，评价过度重视量的考核（包括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等），这对我国科研产生了不健康的压力，也导致在一些地方，课题组偏重于建立越来越大的团队，相关学术带头人能真正用于科研创新的时间却非常少。纠偏的方法是要回归基础研究的本质，更看重原创思想和原创观点。

　　施郁则表示：“需要建设为科研而科研的文化，需要更多以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为驱动的科学工作者，大学和科研院所需要更多地以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中心，需要更多对普通科研工作者的普遍的关怀，包括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让他们能够有好的环境，从而潜心于科学研究。”

　　同时，人们也普遍认为，传统教育观念对国内青年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养成形成了很大的束缚，用饶毅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是，“儿童习惯背书，成人热衷注经，生怕离经叛道”，这种无形的束缚，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无疑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除了“原创性成果的缺失”，接受采访的一些专家还表示，我国科学研究还存在“对基础研究的应用前景重视不够”的问题。他们认为，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流行的说法是基础研究应该是自由探索，不能讲应用，但是，如果我们去重温美国现代科技政策白皮书的鼻祖——《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其实美国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即基础研究是科学资本，创造新知识是为新应用、新产品、新过程提供源头。美国政府支持的科学研究绝大部分是基础研究，是和其经济、国民健康乃至军事直接或者间接地密切相关的，如美国的生物学研究一直和医药健康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紧密结合。德国的化学研究，也是和德国一流的、庞大的化学品制造业紧密结合的。诺贝尔奖承认的大部分研究，也恰恰是这类对人类生活和文明有重要和重大影响的研究。同时，回归应用前景，也能避免我国简单地用文章的数量类指标来评价基础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发明——预防老年痴呆、照亮“21世纪”等，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发明。

　　此外，美国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王鸿飞在“赛先生”上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撰文阐述了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有趣之处：“明明是几个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背景的人，发明的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应用的激光物理技术，居然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横跨物理、化学和生物，反映的是现代科学的交叉。”

　　“现代科学从来都是相互交叉的，简单的学科分类和标签往往会让人产生误解。在国内，学科的分类和内容相当的老旧、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现代科学前沿发展中学科高度交叉的需要，而且常常误导公众对科学的了解。比如说，国内有多少大学的化学系能够把激光和化学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科学前沿的认识也常常标签化和表面化，难以看到学科知识与技术，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之间的内在联系。”王鸿飞表示。

　　如今，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许多国家提到了战略高度。而近年来，我国在提升科技创新方面也做了许多政策性的努力。

　　2008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启动实施，在此背景之下，应用数学家林家翘、“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生命科学领域著名学者施一公纷纷回到国内；

　　2012年5月，我国启动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确定了我国高水平大学未来若干年内“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

　　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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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出台的政策受到了科学界的欢迎。张善端表示：“我国的科技发展政策契合各个发展阶段的需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某些领域的个别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所有领域的全面推进。能够为我国工业化增强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就应该是国家政策、人才和资金优先支持的方向。只有从全球工业制造的大国转变为强国，我国才算实现了现代化。”

　　政策的不断出台、科研环境的不断改善固然可喜，但要靠近诺贝尔奖，施郁说：“还需为科研而科研、受好奇心驱动的科研人员不断增多，健康的系统更好地运转。”

　　“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科技的发展已逐渐由模仿、跟随、改进走到全面创新。在当前阶段，没有必要过度追逐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只要有一群人静心研究20年，国家和企业给予持续支持，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早晚的事。”张善端说。（记者易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