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因为高校是一个封闭的利益圈，不管是在取证还是定罪上，都会有很大难度。”李莹说，大多数受害者没有证据意识。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认，又缺少直接证据，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很难定罪。

　　此外，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也存在空白。

　　李莹说，《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首次规定禁止性骚扰，但对性骚扰却缺少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在李莹看来，是否自愿，无法从被害人有没有激烈反抗来断定。

　　“就像有的案子，以当时是女生去开的房为证据，咬定她是自愿的。但其实，有可能是背后的权力关系，让这个女生不得不这么做。”李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掌握着学生的未来。能获得怎样的成绩，能不能顺利毕业，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反抗起来就很难。

　　让张伟伟还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

　　“比如有人会说其实是学生勾引的老师，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赃。”张伟伟说，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也因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防止校园性骚扰的发生，还是得依靠校方加强管理和教育。

　　让张伟伟印象深刻的，是她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发生在研究机构的性侵案。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导师，在业内还很有名气，他会趁着带学生出差的机会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如果学生反抗的话，他就会通过限制论文、科研项目等进行报复。”张伟伟说，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直到有个女孩儿开始出现抑郁、自杀等不正常现象，才被该机构的领导注意到，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而没有起诉。后来，该研究机构在内部开展了整顿行动，开除了涉事导师的党籍和所有任职，并在师生中开展了批评教育。

　　但张伟伟也遇到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校方。

　　“学校竟然给性侵的老师开假证明，说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张伟伟说，后来，这份证明被法官采纳，老师被判无罪，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却失常了。“年纪轻轻的，一辈子都毁了。”张伟伟叹道。

　　“事实上，学校必须要承担保护师生不被骚扰的责任，建立一个安全、良好、平等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李莹说，如果学校缺少对师生的保障，就没法形成足够的威慑和约束力，就会在一定程度造成高校内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