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异中实现一体化

　　亚太地区中，既存在着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东南亚地区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较大。在差异化背景下谈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似乎是一个悖论。不过，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不可逆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也有助于缩小各国差异。如此看来，差异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并非矛盾。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在差异化中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李向阳：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APEC成员方目前面临经济增速放缓这一共同的难题，需要建立包含所以成员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合作；但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且短期内难以消除。

　　差异性和合作历来是理论上的难题，差异性过大可能导致合作启动难度加大，但从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来说，开展区域合作本身能缩小成员内部的差异。

　　从欧盟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原来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在欧盟区域一体化机制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

　　除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之外，区域一体化还有助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的非经济领域矛盾和冲突，比如原来法德之间的敌对关系在战后欧共体框架下和解，最终结成盟友关系。

　　张建平：发达经济体要深刻认识到发展与合作的艰巨性、挑战性和阶段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适应发达国家提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拔苗助长将会导致区域发展与区域合作夭折。

　　APEC作为非约束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应当本着务实态度，脚踏实地、逐步推进区域合作进程和实施各经济体都能认可与接受的合作安排，特别是那些有约束性的机制性安排，如TPP。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有机制性的贸易协定安排和投资协定安排，也可以有非机制性的多种灵活安排，在这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为有关亚太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合作机遇和合作方式。在差异化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把机制性合作与非机制性合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区域内的多种开发性金融渠道（包括世行、亚行、亚投行等）支持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各经济体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和区域生产网络中来，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提升合作与发展水平，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共建未来。

　　冯维江：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经验是用趋同的经济指标、宏观政策、技术标准来充分挖掘成员国的竞争潜力，实现效率的提升，这是一种“竞争导向的一体化”。但亚太地区有自身的特点，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亚太合作的客观前提。实践中，从日本领头的“飞雁模式”到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生产网络，都注重根据区域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来形成发展的合力，达成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资源，日本在技术和投资方面拥有优势，中国有庞大齐备的制造业生产体系，东南亚一些国家拥有“人口红利”，有望按照不同主体的责任、互补的功能和禀赋所建立富有亚太特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

　　“两个轮子”推动经济增长

　　本次APEC会议首次提出促进经济的创新、改革和增长，这也适应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背景下，各国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求。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的创新、改革与增长三者是何种关系？亚太经合组织的各国家应如何共同推动创新与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之中需做哪些创新与改革？

　　李向阳：APEC成员方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就是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速放缓，其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中低速阶段，而新兴经济体则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终结的局面，因此，各国都需要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这种动力来自于“两个轮子”，一个是创新，另一个就是改革。对于改革而言，不论是印度新一届政府、中国政府、还有刚刚完成大选的印尼新政府等等，各国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改革。虽然改革的重点在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改革是各个国家共同的出路，没有改革，各个国家想摆脱经济发展中积累的长期性矛盾是很困难的。

　　第二个轮子是创新，因为要想进入到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没有创新是做不到的。而创新与合作之间也有内在关系，即如果能加强区域间的合作，生产要素的流动更为自由便利，这其中就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流动，将有助于促进创新的进程。

　　冯维江：改革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实现增长的源泉，增长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改革的合法性。APEC成员可以通过APEC的机制，制度化地通报本国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一方面可以分享改革创新实现增长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能形成一种“同侪压力”来克服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推动各自的国内改革与创新。

　　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与技术、经济结构升级等有关的创新，包括引进或自主研发新技术，把原来沉积在高能耗、高排放等落后或过剩产业中的生产要素，转变为新兴、战略性行业中的生产要素等等。

　　二是经济或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创新。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总量调节，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缺乏精细化的引导。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采取了定向减税、定向降准等财税金融措施，以及微刺激、滴灌、盘活存量、区间管理等创新性的政策方式，这种方向应该坚持。

　　三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体制可以理解为出台政策所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与规则的总和。政策或易于调整，体制则难于变迁。中国建设上海自贸区，摒弃了以往制造政策洼地的做法，而是积极探索如何建设改革高地，就是想主动开展压力测试，看看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竞争中立”等何种强度的体制性冲击之下，中国经济能够蝶变高飞而非一蹶不振。

　　推广PPP模式的障碍

　　本届APEC财长会议把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作为一个重点领域，并积极推广PPP模式（即公私伙伴关系，是指公共部门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以特许经营权协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以及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谅解备忘录。未来，亚太地区将在AIIB机制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成员方互联互通。

　　证券时报记者：基础设施投融资引入PPP模式有哪些优势？在目前亚太经济发展背景下又存在哪些障碍有待扫清？AIIB建立之后，各国在出资额和日常管理方面预计会有何种安排，其运行机制是否会类似于金砖银行？中国在亚投行将发挥何种作用？

　　冯维江：基础设施投融资需要资金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具备一定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全然由私人部门来投资，容易导致投资不足；全然由政府来投资，又容易造成财政负担过重、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等问题。

　　PPP模式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有望实现政府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投资风险减小的双赢。

　　目前实行PPP模式主要有投资标准、地缘政治等两个方面的障碍。以往的投资标准大都遵循“华盛顿共识”的风险评价准则，即一国如果不符合利率、汇率、资本准入的自由化，以及没有严格的私有化及产权保护，向这些国家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按此标准，亚太地区许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项目都不符合投融资要求。

　　但事实上，其中不少项目所在国家政府有良好的信守承诺的记录、有长期维护社会稳定的执政能力，项目投资能够取得良好回报。因此，需要一套更适合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风险评估准则，来从发达国家不愿投资的市场中，寻找合适的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成熟的规则，而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地缘影响力，对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努力也持怀疑态度。

　　AIIB建立后，中国作为最大的出资国，在日常管理方面可能也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与金砖银行各方同等出资、同等享有投票权的机制有所不同。由于AIIB成员比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员多得多，如果同样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决策，效率会非常低下，达不到快速调集资源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目的。中国在AIIB的重大决策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李向阳：引入私人、企业方参与投资是保障基础设施投融资可持续性的基本条件，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又离不开政府。因为政府层面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相应的支持。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非常大，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老化现象也很严重，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困扰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因此，各国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有待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性合作与本次APEC峰会所倡导的“互联互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互联互通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成员方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此外，互联互通也会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进程。

　　目前在AIIB的机制下实行PPP模式主要的障碍是，虽然中国所倡导的AIIB得到了许多国家、地区的支持和参与，但目前还有一些APEC成员方未参与其中，因为担忧新兴融资机构的出现会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融资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形成挑战和冲击。所以如何在APEC内部形成共识，即AIIB只是对原有融资机制的补充，而非竞争和替代关系，这是需要APEC各成员方努力的方向。

　　中国在AIIB建设方面既是倡导者，也是最大的出资方。中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有着巨额的外汇储备，国内的储蓄率也很高，这恰恰能与其他国家形成互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AIIB的建设中将发挥既有必要、又有能力的主要推动者角色。（记者 孙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