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经济状态成为常态，一定是合乎规律的状态，体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我国经济由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是我国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的阶段性特征。

    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是由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的。现阶段的经济结构、技术基础和资源供给决定了我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是中高速增长率。明确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意义在于，一是不盲目追求高于潜在增长率的速度，二是要使潜在增长率充分释放出来。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很不相同，潜在增长率也不相同。这意味着中高速是全国的平均速度，不排除有的地区增长速度更高一些。

    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种新常态，是规律性状态，是长期状态，但不意味着当前经济下行压力都属于新常态。近期世界经济不景气，实体经济领域企业面临的资金不足、产能过剩以及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等现象属于短期困难，不属于新常态。不能以新常态为由放弃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处于合理区间，但离潜在增长率下限已很近。考虑到决定下限的因素即比较充分的就业，当前应采取有效调控措施，促使经济增长率止跌企稳，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跌出合理区间。

    提出新常态，表明我国的经济建设理念进一步由增长转为发展。从发展角度研究新常态，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中高速的速度应可持续，否则就不能成为新常态。二是保持中高速的目的是为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留出空间，从而实现发展的其他方面目标。这意味着新常态不只是速度状态，中高速的新常态不是孤立的，需要其他方面的新常态来支撑。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调结构成为发展战略的新常态。在低收入发展阶段高速增长形成的现有产业结构，制造业偏重，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偏多，产业链处于中低端，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不在我国的居多，由此产生高产值、低附加值问题。这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暴露两个问题：一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需求。因此，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调结构要将产业结构向高端提升，突出发展服务业；将产业链向中高端提升，提高附加值。过去的结构调整主要采取增量调整方式，转向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后就有条件进行存量调整：一是凤凰涅槃，下决心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和落后产能；二是腾笼换鸟，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创新驱动成为转方式的新常态。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也就是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常态所要求的创新驱动要实，实就实在产业化创新。由此形成新的增长点，既包括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包括高科技产业化，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绿色化的融合。为此，需要由模仿和引进创新转向与开放式创新相结合的自主创新，由跟随创新转向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引领创新，由技术创新转向以科学发现为源头、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标志是：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并充满活力，人力资本投资成为投资重点，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驱动的重点环节等。

    惠民生成为发展动力的新常态。供给推动和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为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这些动力已发挥到极致，供给推动力、外需拉动力都在减弱，收入差距扩大也使发展动力出现衰减。这就对转换发展动力提出了紧迫要求。针对需求拉动力长期不足的问题，应改变过去低收入阶段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应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在新常态下，消费需求的拉动力突出表现在民生改善上。其中，收入是民生之源，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再加上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群众从这些民生改善中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将会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需要明确的是，把惠民生作为发展动力的新常态，并不排斥投资。与改善民生相关的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事业发展都需要投资，这是服从于消费拉动的投资拉动。

    总的来说，经济新常态是个系统，我国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已经形成，支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正在显现。只要这些新常态都能形成并发挥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就不仅可持续，而且是高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