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起，左正的学术研究就与广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广州最早一次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征文”中，他即以《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一文拔得头筹，论证了广州作为中心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关系；90年代初，在广州首届社科研究课题招标中，他又以《关于再造华南经济中心新优势的构想》夺得第一名，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再造新优势”理念。他很早就建言广州建设自由港，拓展战略腹地、重塑中心城市功能，至今看来仍具前瞻性。经济新常态下，他认为广州仍具发展优势，有能力成长为华南面向东南亚的地区增长中心。

　　左正认为，广州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结构优化调整，不仅是人所共知的产业结构调整，更需要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二者需要形成良性互动。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主要通过集聚、扩散这一动态进程来实现，在经济新常态下，广州必须进一步提高城市的集聚力，才能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靠拼土地、拼资源的增长不可持续。”左正提醒，广州是一个土地资源禀赋不足的城市，人地矛盾突出，目前全市土地利用强度已超过24%，距离国际通行的30%城市生态宜居警戒线不足6个百分点，而以城市“三旧”用地为代表的土地低效利用甚至闲置浪费等现象却非常突出，只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才能切实增强广州的产出能力。

　　谈优势

　　“地缘经济优势”仍然存在

　　广州独有的、特殊的“地缘经济优势”一直存在，贯穿过去、现在和将来

　　南方日报：1994年，您在论文《建设南中国的自由港——广州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一个思路》中首提广州独有的“地缘经济优势”。20年后的今天，您如何看待这一优势？

　　左正：广州独有的、特殊的“地缘经济优势”一直存在，贯穿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广州建城近3000年而不衰，在于正好处于东、西、北江的“三江总汇”位置，又是古代航海口，远通南洋诸国，且又正当珠江三角洲腹地之内，有广袤的冲积平原和丰富物产支撑。

　　具体而言，广州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经济优势内涵有三：一是有利于对外通商；二是缩短了对外经济交往的空间距离，尤其毗邻港澳，使广州早于内地获得广泛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三是可借助区域的高增长效应促进城市自身的成长，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更优良的经济环境。我们要有清醒认识，这些是广州自身优势的基本面，而作为特大流通中心、服务型经济结构、岭南文化中心等耳熟能详的多种具体优势，都是从这个基本面里派生出来的。

　　诚然，一个城市的具体优势条件会随时代、环境等变迁而不断变化，所以我们才提出广州要“再造新优势”的理念。在经济新常态下，广州就更要加快转型升级的结构调整、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等，增创发展的新优势，把自身的地缘经济优势转换为参与国际合作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

　　南方日报：您当时设想的“广州自由港”，与如今的上海自贸区有何异同？广东自贸区如获批，广州应如何作为？

　　左正：我们当时立足于理论研讨，应该说从大思路上与上海自贸区有共通之处，包括建立有限自由港和实施梯次过渡发展战略，即建议先在广州开发区和广州保税区、南沙开发区建立两处自由港区，经试运行后扩大至整个广州市区为自由港市，在功能上定位为商贸为主的综合型自由港。为配合自由港的建设，我们提出广州要从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经济国际化转换发展，包括优化出口结构，加大服务贸易比重，降低一般生产经营领域国有资产比重，加大社会资本中的国有资产投入，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等等。

　　囿于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层次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我们在金融创新方面考虑得不多。去年至今，上海自贸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层面单兵突进，尤其在金融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我们应该广泛吸收。同时，广州毗邻港澳，应更多地考虑港澳因素，最好联手港澳共建自贸区。我去年在香港《信报》的“珠三角都会区论丛”专栏上写过两篇文章，提出了“粤港合作共建粤港澳自贸区”的论题。可以预见，广州元素尤其是南沙新区和空港经济区等，必将是广东自贸区的重要组成。这是广州在新常态下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广州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路”国家战略建设中的重要落子。

　　作为历史上的“省（城）港”两市，穗、港“双城”是未来世界级珠三角城市群的两大核心都市，要有更紧密的合作。目前，广州的经济体量已与香港不相上下，不久的将来超过香港也已成定局，但在发展质量、城市管理及社会民生等方面，香港仍有不少值得广州学习借鉴的地方。香港是广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可以依托的重要合作伙伴，借助香港，广州可以更多地引领本土企业和产品走出国门，走进东盟市场和东亚各国。广州也要跟欧美做生意，但东南亚地区无疑是“主战（市）场”。事实上，从广州企业截至去年在境外投资分布的情况来看，在港澳台和亚洲地区就有80多个项目，投资额合计超过15.5亿多美元，分别占比达68.9%和85.3%以上。未来，广州应该围绕国家战略，立足珠三角，成长为华南面向东南亚的地区增长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