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与批判性思维

　　但现实不容乐观，一本教材教到底的老师很多。少数老师的课堂教学，超出了一本教材的内容。2014年10月31日，在郭初阳上的这堂《鞋匠的儿子》里，除了课文，他还选用了一篇刊发于2009年《南方周末》的文章：《我接受了<纽约客>的核查》。

　　课堂中，他引导学生相互讨论，启发他们对“事实核查”的各种理解，随后现学现用，请学生了解他课前准备好的材料，对《鞋匠的儿子》一文中的各种细节，进行事实核查。结果他们发现，林肯跟父亲关系并不好，课文所写这次林肯的演讲，及那位嘲笑林肯的参议员，存在虚构，此外，也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林肯的父亲做过鞋匠。这堂课，让台下观课的一些语文老师感到“震撼”。随着他对台上学生的提问，有人在台下投入地小声回答。

　　这样的语文课，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并不多见。“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问题，表现在课堂教学，是长时期地、大面积地出现教学内容的不正确、不合适”。王荣生是我国大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教育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这段写在《听王荣生教授评课》一书“自序”里的话，是他对语文教育的一个整体判断。

　　郭初阳的另一堂《愚公移山》的课件也流传甚广。在那堂课里，除了让学生读通课文，激发他们理解《愚公移山》的文本意图，他继续让学生基于文本进行发散式解读。学生的解读花样繁多，诸如：“生了个女儿，然后就断子绝孙了”、“移山这是愚公他本人的行为，而他的子孙可能会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能有些人不愿意去参加搬山这么傻的活动”……

　　在这些课上，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落在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公民素养的形成。这跟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脉相通。其实，对教材进行“事实核查”，也是在履行公民，而不仅是一位教师的基本权利。

　　公民教育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刚刚出版的《盗火者》一书载：“根据教育学者杨东平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恢复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被提起。根据中央指示，上海的初中曾在80年代后期一度开设过公民课……”。

　　“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把母语教育分解为四个层面的目标：一是让孩子们具有成为一个现代公民所必需的听、说、读、写能力。在此基础上，语文教育还应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学的教育，培养未来公民的心性、情感、想象力。其三，还应包括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以及第四，文化中内含的生命智慧，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意趣等，“这是四位一体、不可分割课程的目标，也是我们母语教育的一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