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天

　　我和两个哥哥搬出桌椅／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父亲那时还倚在门框上抽着劣质香烟／悠哉游哉／“开饭啦”，母亲有力的歌唱／也是一恍惚间，这么多年／就在几个傍晚中过去了 ——许立志《一家人》

　　2014年4月，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在网上看到了许立志的诗歌。眼前一亮。

　　他在编一本叫《工人诗典》的诗歌选集，希望囊括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优秀的工人诗歌。他选了五十余名诗人，有郑小琼，没有罗德远。他还想找到更年轻的。

　　谈起初衷，秦晓宇说，中国有2.5亿农民工，8000万产业工人，数以万计的工人在写诗，其中不乏相当出色的，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低估，不见于任何重要的诗歌选本。工人们“我手写我心”，即使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这是社会的史诗，也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史诗，呈现的是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所有代价，所有的肉身经验。”

　　许立志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属于被转型碾压的“庞大单数”，还身处资本全球化时代下金字塔的最底端。

　　“他在用天分写作。他的诗歌其实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泛滥的抒情，有的却是神来之笔。”秦晓宇选了许立志的两首诗，其中一句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他的诗真的很特别。”

　　用许立志的诗作为选集的结尾，秦晓宇也有考虑，“他还年轻，来日方长，放在结尾，也是希望。”

　　2014年8月，配套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开始拍摄。展示打工第一线的诗人的工作、生活、写作。秦晓宇选择了十位诗人。

　　“我告诉导演，许立志是一定要拍摄的，他是这个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但8月底，却传回了意想不到的消息，许立志拒绝了，是所有诗人中唯一一个拒绝拍摄的。

　　“他说，我不写诗了。”

　　许立志没有告诉家人，他离开了工厂。长达半年的时间，他一直在电话里虚构着工厂故事。有人说他去了江苏，不久折返，他一直失业，无所事事。他不大和诗友们联系，退出了冉乔峰的“打工诗社”QQ群。

　　后来，看着儿子的自荐信，许父说，许立志一开始就错了。他想去书城上班，是为了能看书，“他太年轻，看不懂。书城是卖书的，他只想去看书，目的都不一样。”

　　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时，由于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他去了镇上的中学。许父以此自责，觉得这是他之后一直郁郁的原因。

　　“我都不敢想他要搞创作，他没说过。”高考失利后，家里安排他去学一门技术，比如修电脑，像他的哥哥们一样，他不愿意。

　　“他走错了路，下多少功夫写一篇东西，还抵不上人家一天的工钱。”65岁的老年人去过深圳，那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在街上，“不到两里路，汽车就一只接一只。”

　　“诗歌真的很难改变命运。”秦晓宇说，唯一的窄路，是被作协、行政单位、媒体等体制吸纳，但机会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诗歌在中国的特性“没法商品化”让它高贵，也让诗人软弱。被体制接纳几乎是唯一的上升途径。

　　成为办公室主任的这些年，罗德远最主要的工作是写报告，掌握不同领导的喜好，写出让他们满意的稿子。他是单位的年度先进工作者，却没多少时间写诗了。

　　郑小琼称自己是“办公室女工”。直到今天，她还在焦虑，“至少三代才能在城市立足”。

　　“我不想进入体制。那样会背离写诗的初衷吧。”冉乔峰说，他更愿意赚钱创业。

　　许立志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走通任何一条路。秦晓宇说，难以想象，四处碰壁的许立志，万般无奈重返富士康时，他是多么的绝望。

　　这绝望，既是对自己，也是对诗歌。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就要倒在半路上了 ——许立志《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最后的时光，许立志在诗中愿意提到故乡，他给故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风厝桥村”，他不惜虚构故乡的衰颓，表达怀念。事实是，最后半年，他只回去待过一个晚上。

　　“不可能回村里，年轻人都要出去打工。”许父说，这是村子的现实。

　　2014年10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好在，南澳的风光，也是他称羡过的。

　　那天，坠落十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了最新一条，四个字——新的一天。（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骁晋）

　　（编辑 李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