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解决高层权力交接问题上，这一届中共高层既继承了中共第三代领导的做法和经验，也有自己的创造和特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设定了可容更多人参与和评判的“共识性”标准，为在较大范围内选拔“接班人”提供了一项基本条件。并提供平等机会让所有有条件成为“接班人”的人士在高层权力圈外“走阶”，使他们各自增长从政的历练...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央高层人士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展开了一轮密集的外交活动，这种状况在近年来还是比较少见的。诸多“两难选择”考验决策
来自高层内部人士的一种说法是，这种状况大致与近期出现的这样几个情况相关：一是东邻朝，韩、日三国与中国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中国的应对姿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响，中国需要作出外交努力予以调适；二是美国近期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现行汇率政策及经济活动造成巨大压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中国需要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促进和扩大与更多国家的经济合作交流，力争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接近中共高层的咨政人士分析，从这些方面来看，在当今世界，中国离“政治大国”的地位还有相当一段长程要走。我们并不具备“政治大国”的外交实力。认识到这一点很有益处。一个“经济大国”并非就会
自动拥有“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实力，而世界的现有国际政治格局也没有因为中国成为经济大国而发生根本改变。如果我们贸然以“政治大国”自居并要充当这个角色，只会让自己面临的挑战和风险陡然增加，落入他人的窠臼使自己左支右绌穷于应付。邓小平当年就非常睿智地提出“不当头”“善于守拙”的告诫，于今仍有教益。
这一届中央高层有“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执政思想，应该说是很正确的。但是要真正做到，前提则是要清醒地找准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自己所处的方位，既不能“缺位”，更不能“僭越”。
五中全会后，中共高层对业已发生的通胀厌到焦虑，开始着手予以应对，咨政人士向中共高层提供的一种分析是，中国的通胀看来已难以控制在原定的3％上下的水平。通胀对经济社会生活造成的压力已开始全面显现，生活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困难，并使刚刚复苏的实体经济再次面临紧张。
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投资，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全球率先实现复苏基本是靠超发货币及信贷以扩大投资规模来实现的，而超发货币扩大信贷恰恰是引发这次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治理通胀，收紧货币势在必行．但是由此一来，经济增长就要有所收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就业的效用也会减弱。所以，2011年在处理治理通胀、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关系上，就存在诸多“两难选择”的困扰，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面临相当复杂的局面。最令人担心的，就是通胀、经济增长滑坡和失业率升高“三碰头”，若再与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蔓延等因素迭加，就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局面。
如何在“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避免这种局面发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面对的问题。会前从中共高层内传出的消息称，紧货币(稳健取代“适度宽松”)、松财政(积极)、稳物价、降增长、减税收、调结构、抑(制)垄断、放(开)民营、促就业、保民生，会成为20l1年中央指导和调控经济工作的主基调；指导性的经济增长目标很可能仍定在8％，但要力求为降通胀、调结构让路；而通胀率将控制在4％上下，也就是说，用降低经济增长率和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来对冲、平衡增长和通胀的矛盾。
在这当中，还要考虑如何化解、处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冲击带来的复杂问题。按照“十二五”规划，2011年还将展开对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事业体制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及要素市场的改革。这些改革都与中央高层强调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执政课题密切相关，它们能否在通胀发生、经济增长乏力的宏观环境下得以展开，将考验中央的智慧和决心。
“平稳交接”的意义不可忽亲
许多人被中共五中全会能否在政体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个问题所吸引，而对习近平被选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事有所忽略，以为仅仅是中央的一项规定性动作而已。但是接近中共高层的咨政人士指出，中央在提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五年规划建议的同时，顺利地将高层权力交接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实现未来高层权力平稳交接又奠定了新的基础。如果将这件事放在中共执政后高层权力交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来认识，那么这件发生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向第五代领导人的权力过渡的事情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观察中共最高权力交接问题的咨政人士分析，中共的政党组织制度及执政方式基本上是从前苏共列宁、史大林模式那里学习过来的。但在权力交接方面，前苏共却没有形成甚么制度和模式，在解决高层权力交接方式上，中共基本上是靠自己来摸索的。
中共第二代领导的邓小平时代，在解决高层权力交接问题上采取了提前确立和培养“接班人”方式。比毛泽东时代有很大进步：一是确立“接班人”不再由一个独揽大权的人“指定”，而是由一个范围较大的“领导集体”来共同商定：二是取消了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若千人士谁也不担任所有最高职务，而是让获得“接班人”身份的人士担任几个最高职务中的一个，在最高权力层面(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国家主席等)形成实际上的“分权”局面，使毛泽东时代那种“大权独揽于一人”的状况不复存在。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解决高层权力交接问题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平稳交接。是第一个按照“选接班人--培养接班人--将权力移交给接班人”的既定程序，顺利实现最高权力交接的中共领导人。他在当政的第4年(1992年)，就将由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和前代领导人共同选定的中共第四代领导的接班人通过党代会程序纳入中共高层，又在10年间为“接班人”提供各种历练的条件和机会，使之得到党内外的广泛认识和认同。
江泽民的这个“首次平稳交接”，既与中共执政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符合中国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及他本人的权力相对集中(皆有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职务)等等这些基本“要件”高度相关，也与他执政期间在解决高层权力交接问题上进行的一些带有准制度性的建设有关。这些建设包括选拔干部的“台阶制”、干部任期制、民主考察干部、党内选举制度的适度改革(增加差额、引入竞争、扩大直选范围等)、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制和决策的“票决制”(中央常委范围内决策“一人一票”)等等，这些都较大增强了权力交接的稳定性、减少了不确定性。如果说中共第三代领导是“执政圆满”的一代，那么江泽民在解决最高权力交接问题上的“首次平稳交接”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逐步推进更为民主的方式
胡锦涛顺利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在解决高层权力交接问题上，既继承了中共第三代领导的做法和经验，也有自己的创造和特点。中共第四代领导上任之初就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课题，不但将其作为自身执政的一个努力目标，也将“执政能力”作为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标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届中共高层将这个标准设定成可容更多人据以参与和评判的“共识性”标准，为在较大范围内选拔“接班人”提供了一项基本条件。这一届中共高层在第一个执政任期内，提供平等机会让所有有条件成为“接班人”的人士在高层权力圈外“走台阶”，使他们各自增长从政的历练和才干，获得可得到社会公认的政绩。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在中共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的。
这届中共高层在他们的第二个任期开始选定“接班人”进入中央最高权力层，与中共第三代领导权力向第四代交接过渡不同的是，这一届中共高层在选定“接班人”时将参与选定的层次、范围都扩展增大了，过去根本无权、无缘参与选高层权力“接班人”事宜的离退休干部(省部级)、部份党代表、在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得到参选“接班人”的机会，他们的意见和投票成为确立“接班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
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李克强两人进入中共高层权力圈，事实证明这两个人堪当大任，五中全会习近平高票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是人们对他的一个肯定。这种肯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中共高层权力交接方式又有较大进步的肯定。
这一届中共高层在选“接班人”上的做法，向着终结高层权力交接由一人或极少数人指定包办“接人”的历史、开癖高层权力交接最终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下竞争选举更替时代的方向迈出了步伐。中共第四代领导向第五代领导的权力交接，照例会平稳地进行。据消息人士称，在未来的中共十八大，可能还将会对选举制度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比如扩大选举提名的差额比例，设置一定的选
举程序和环节等。
一些咨政人士指出，在肯定中共解决高层权力交接问题上不断有所进步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中央权威的弱化问题将会导致在领导改革、建立公正、促进民主’保障民生、推动科
学发展等方面所理应具有的主导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
近些年来，“自上而下”的改革动作越来越少，即使做出动作也常常或是无疾而终或是半途而废：部门分割权力，行政俘获(政治领导的)权力、地方漠视(中央)权力，腐败侵蚀权力，官僚利益集团绑架各级权力，民众对抗权力等等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这都与中央权威的逐代弱化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仅从这个方面看，推进政体改革前行都已是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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