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经过近十年的集中发酵，再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再加上近期发生的诸多消极案例，时至今日，华盛顿的官、学、商、媒各界，均弥漫着一股非常浓烈的对华敌意，凸显美国对中国的焦躁情结。
美国“反恐”中国坐大
美国对中国的焦躁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在结构层面，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美国对华结构性焦虑，即结构性“中国威胁论”；在战略层面，经过十年“反恐”战争后，美国突然意识到，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坐大。美国错过了对付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既想“亡羊补牢”，又力不从心；在动态个案层面，有关中国威胁的各种负面案例不断累积，美国把中国塑造成加害者形象。
美国新一阶段对中国的焦虑源于小布什总统时期。当时，美国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中国将是美国的大麻烦，至少是潜在大麻烦，曾对中国磨刀霍霍。然而，“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把中国从美国优先对付的名单中往后挪，当务之急让给“反恐战争”。可是，十年下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但并未伤筋动骨。当美国再回过头来看时，中国已经突飞猛进，再想办法围堵中国，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惯性旧式思维中找不到新办法。
尽管美国的制度安排有超强的纠错能力，然而，在针对中国议题时，一旦出现问题，无法反省自己，只是一味指责中国，对中国开批斗会，近似于中国“文革”。
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因何不进反退
基于对中国的结构性焦虑和战略性焦虑，在牵扯具体案例时，美国就特别敏感，并呈现出个案的焦躁，甚至狂躁。有一段时间，中美之间莫名其妙的系列外交摩擦，凸显美国对中国的焦虑登峰造极，近期，随着中国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黑客事件等，美国又迎来新一波对华忧虑。黑客问题是特别能够挑动美国敏感神经的问题，甚至很容易引发美国对中国的“同仇敌忾”。
熟悉中美关系的人可能还记得，奥巴马上台不久即访问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时期，奥巴马试图通过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关系，实现中美关系的“无缝对接”。可是，奥巴马回国不久，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严重摩擦：美国决定售台武器、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在世界气候大会上针锋相对、在核安全峰会前让中国难堪……当时，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已决心跟中国对着干，还频频批评中国傲慢、自负等等。一时间，让中美两国的精英阶层目瞪口呆，不明所以。
此事已过去多年，有消息称，奥巴马当年访华时曾有一段很不愉快的经历，导致奥巴马跟中国翻脸，从无缝对接来了个180度大逆转，进而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行动。
“习奥会”如何化解美国焦虑
历史上，中国领导人从未真正与美国民主党总统建立过友好关系，尤其没有友好的个人关系。尼克松访华以来，全是共和党总统跟中国一代又一代保持个人关系友好，而没有民主党的份。另一方面，奥巴马既是民主党总统，本人性格又比较冷与酷，不善于跟人交朋友。
与此同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个性突出、充满自信。其外交上的很多新提法至今让美国人“找不着北”，比如，在人权问题上提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太平洋足够大，能容下中美两大国(美国一直认为太平洋是其专属的)。此外，从中共18大之后，可以看出，新政府的外交路数明显跟以前不同。因此，两国领袖这一次能否无缝对接，值得观察。如果见面之后，没有下文，只是公对公，那就很麻烦。这说明两人尚没有取得个人互信，未来中美关系还将充满诸多变数。
总之，不管习奥会有啥结果，化解美国对中国的焦虑的工作都应该做起来、做下去，即使不能化解，至少也应努力减轻一些。实际上，从地缘安全角度分析，中美在东亚不存在安全竞争，中国也就不是美国的根本威胁；在黑客问题上，不要随便去冒犯美国人骨子里最在意的东西——侵犯隐私，包括个人隐私、企业隐私和政府隐私；在方法论上，美国其实就是重商主义国家。美国总统柯立芝名言：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意即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顺着这个思路，中美之间几乎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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