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闻社、中外新闻网北京讯(记者 馬銘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2018年3月11日下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全球各国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海外各界人士一致认为，中国此次修宪恰逢其时，护航新时代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纪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2018年3月11日晚应邀接受中外新闻社“全国两会新闻会客厅”记者关于宪法修改的专访。
中纪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82宪法”到今年36年，改革开放也40年了。这40年间，中国由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沿的国家，一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为之称奇。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只搞经改，不搞政改的跛脚前行。上世纪八十年代，群众就有“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牢骚。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坊间就有“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的怨言。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指出，即将产生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班子，面临极其紧急严重的“三个不得不得关口”：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
由于多年来只有经改特区而无政改特区，政改没法搞；由于两极分化差距太大，暂时难以搞。只有反腐败，共识度最高，支持度最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可以用它来攻关破局。
为解决这“三个不得不得关口”，我在当时提供的对策是“三个相对”。即：中央必须相对集权；地方必须相对分权；纪检监察司法必须相对独立或垂直。
这“三个相对”用的是一个原理，那就是权威高度与权威管辖的面积成正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选择了以强高压反腐来打开局面，从而树立威信。
十八大这五年，落马的高官相当于前三十年的总和；这五年处分的人数，超过去十年的总数；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共计52人，占了总数503人的10%！这五年，平均每天：处分842人，处理违反八项规定140人，进监狱32人；平均每月：“落马”7名中管干部，处分 148名厅局级干部和1050名县处级干部。
回顾这五年，反腐不仅是中国最大的亮点，而且中国的反腐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民族国家！
在如此严格正风执纪、强高压反腐下，“三个相对”，即：中央相对集权、地方相对分权（行政监察从政府序列分立出去，成为相对独立的国家监察）、纪检监察司法相对独立或垂直开始实施，反腐的危局、党建的僵局、治国的困局开始突破，腐败增量明显遏制，腐败存量不断减少，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从而为解决两极分化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下，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宪法修改的建议。
在宪法修改的讨论和征求意见中，一些人对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制，议论比较多。针对热议，我谈三个问题，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一、确定性的问题
十八大五年的强高压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如何巩固发展已经形成的压倒性态势，党中央当机立断，作出两大重要决策：其一，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其二，确立核心11天后，公布了在三省市开展“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试点。这两项重大决策，都属于空间上的确定性。即：核心在全党和党中央的确定性；三省试点在全国先行先试的确定性。
这两个空间上的确定性，满足了“三个相对”的要求——中央相对集权得以实现，地方相对分权得以试点，纪检监察司法得以相对独立或垂直得以开展。但是，上述确定性，都属于空间上的确定性，而缺乏时间上的确定性作保证。三中全会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两届的限制，有利于通过时间上的确定性（不受原两届任期的限制），巩固已经形成的空间上的确定性（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因为，只有空间上的确定性，而无时间上的确定性，空间的确定性既难以稳固，也难以延续。
如果说，用时间的确定性，来确保和延续已经形成的空间确定性，是在反腐危局、党建僵局、治国困局开始突破，亟须迅速扩大战果的当务之急。那么，当前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两届的限制，有利于稳定和巩固我国现行最高领导的“三位一体”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领导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是我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逐步探索出的治党治军治国的成功经验。我党在近70年的执政史中，由于各种原因，先后出现过三次“三位两体”或“三位三体”的情况，但没有一次超过8年。因此，最高领导“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经受了长期执政的检验，证明符合治党治军治国的现实需要。
确定性的历史任务，呼唤确定性的历史担当。“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既体现了立党的初心，革命建设时期的初心，更体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初心和遗愿。邓小平逝世的当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十九大报告对此进一步明确。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的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的具备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当年的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果没有小岗村、凤阳县等包产到户、深圳等经改特区的敢闯敢试敢冒敢为天下先的试点，今天的中国，要么同当年的苏联东欧一样演变剧变，要么成为特大版的北朝鲜！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还必须认真反思，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而且会得而复失！ 十八大前，只搞经改不搞政改，这种跛脚前行、单兵突进式的改革，使我们政治生态出现了严重问题。一是党群关系日益疏离，二是干群关系日益紧张，三是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四是腐败越演越烈，五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日益降低。于是，不少人产生了仇官仇富心态，一些党员群众希望再搞一次“文革”，来解决当前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习近平同志是在经济滑坡下行，政治生态恶化，社会共识难成，文化日渐衰落，环境危机四起，这种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危难之际，为不负众望，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他可以选择不得罪，不担当，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坐位十年，击鼓传雷，爱谁谁；也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砥砺前行，反腐败，搞军改，修宪法，推政改，实现中国梦。习总书记和他的团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这是中共之幸，中国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今天的中国，是危险与希望同在，机遇同挑战共存。用时间确定性，来确保和延续已经形成的空间确定性；用“三位一体”的确定性，来避免曾经出现过的“三位两体”或“三位三体”的不确定性；用历史重任的确定性，来确定不辱使命的历史担当者。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定性是中共、中国、中华民族在追梦中的最大公约数。有了确定性的共同认识，才会形成确定性的共同行动，有了确定性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确定性的共同效果。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的担当者，你确定了吗？
二、终身制的问题
我以为，确定性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来认识。那么，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制，是否会导致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也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对此，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浅析。
一是从国际共运史来看，职务终身制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当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东欧演变剧变后，职务终身制的严重弊端暴露无疑。到目前为此，除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还保留着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外，职务终身制已经进了国际共运的历史垃圾箱。
二是从中共的性质、宗旨来看，职务终身制没有生存空间。认真反思“文革”教训的1982年十二大党章，及其随后直至2017年十九大党章，都有一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三是从我党的历史来看，职务终身制已经被摈弃。在我党90多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仅毛泽东一人。这一特例，在今天已无延续的可能。
四是从习近平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职务终身制不是他的追求。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组织教育，特别是他父亲习仲勋、母亲齐心对他的影响教育来看，当大官、终身制绝不是他的追求。
五是从习近平追求的目标来看，不是职务终身制，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中，当过县委书记的有几个，当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仅习近平一人。他当选总书记的当天，一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此话既是感动自己的言由心生，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肺腑之言，也感动了别人，感动了事业，感动了中国，相信也会感动世界。
三、规律性的问题
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才能顺应规律，因势利导。《易经》是中国最早研究规律和决策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切中国文化，无不源于《易经》，并由此而发展下去。诸子百家之说，均渊源于《易经》这本书。《易经》有三大原则：一是变易，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二是简易，千变万化的事物，总有你不了解认识的，可一旦把握规律，却又相当简单；三是不易，万事万物尽管千变万化，却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最重要的自信，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一是从文化自信出发，努力研究和把握规律性。我们党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懂得了摈弃苏联模式两个根本性弊端的重要，明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要，知晓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要。
二是从第五个现代化，看改革总目标的规律性。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其实都只是“用”的现代化，而非是“体”的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才是“体”的现代化，既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规律，也为近200年的“体用之争”，画了个圆满句号。
三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只有一个地球”的规律性。“汉语拼音之父”百岁老人周有光，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既要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此观点从一个百岁老人口中说出，对在场的我，有醍醐灌顶的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第一”。其实，这不过是从美国的角度看世界，充其量加入了精明商人的视角和算计。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体现的是符合并顺应世界时代潮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大视野、大胸怀和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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