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的骚乱和广场事件，除了政治和安全明确，以及由有关部门和其他机构起草正式文件，下发给有关单位之外，还应当针对欧美采取主动措施，从纯粹的防卫上升到指控，并加强反欧美的宣传。我们不必担心创造和使用智能词汇，不要在乎新词恐惧，因此，基于基本权利、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必须指控西方破坏西亚国家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以达到其殖民目的。西方殖民主义一直企图控制伊斯兰社会，企图把伊斯兰文化“工程化”，所以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称之为“后新殖民主义”。西方人对伊朗使用的这些手段，是基于现代愚昧之上的一个实践性例证。
——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不仅对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权利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而且还通过制裁、通货膨胀和维护安全三种手段，严重损害了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法治权。因为在尖锐性问题和国家安全的紧迫性下，目标国家的基本权利和法治权利被损害，经济和政治发展被阻碍。因此，除了政变和镇压（直接对抗）的手段之外，西方人还间接侵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对他们（西方人）来说，重要的是从伊朗谋取利益和好处，而不是维护伊朗的人权。这些利益和好处，是通过支持恺加王朝的独裁政权、通过支持立宪革命时期追求自由的共济会、通过支持巴列维政权的所谓的“开明独裁”来得到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西方与伊朗的争斗，是地缘政治领域的争斗。第一批从东印度公司进入伊朗的间谍执行了诸如借用欧洲势力恐吓伊朗人、发动种族战争和分化伊朗的重要任务，类似于这样的行为仍在继续中。在人权方面，他们企图制定一个恒古不变的原则，而且该原则实施了长达两个世纪，这个原则就是维护西方利益，让大国的人民迁徙到其他地方。
殖民主义对和平和人权的威胁：在历史上，伊朗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一直以伊朗人或波斯人的身份和平共处的。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人们通过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从欧洲学习新的知识并与欧洲建立贸易关系，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教徒比穆斯林更能与基督教世界沟通。在伊朗和西亚的历史上，殖民主义的出现，破坏了西亚各国相互信任、和睦共处的历史关系。殖民主义一直是侵害伊朗和该地区历史和人权的最重要因素，西方试图通过对其他社会西方化的手段，“工程化”其他国家事务，从而达到利用其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和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恶劣手法，因为新旧西方的逻辑首先只认为自己在精神—政治—安全方面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其次，它试图通过威胁和干涉手段将其人权风格强加给其他国家。两百多年来，西方殖民主义一直在针对伊朗、针对地区的文明、文化和政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而且这种破坏行为仍在继续中。
西方对伊朗身份认同的战争：包括伊朗社会在内的每一个社会，都有狂热性、公德性或集体意识性，它是一个社会运行和持续下去的精神支柱，是将多元性保持在一个单一方面的主要因素。两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一直在染指这种精神，并企图在亚洲和非洲社会推行这种计划，而它的其中一个地区性目标，就是西亚。该计划应该被描述为西亚的一枚“历史地雷”，因为在上个世纪还是一直坚持人权的。从发生在恺加王朝时期和巴列维王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可以得知，“历史地雷”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种破坏性计划现在仍在继续中，他们与伊朗交往的方式就说明了他们这一计划的破坏性。四十年来西方对伊朗内政的干涉程度超过了对伊朗政治制度的破坏，他们把目标瞄准在了破坏伊朗民族历史身份的问题之上。
将人类和人权价值观武器化：西方人正试图毒化那些曾经是促进人类进步和互动的元素，他们煽动少数宗教团体扩大和激化与其他宗教团体与国家主权的分歧。他们还制造、推进和宣传诸如伊朗少数民族等虚假概念，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伊斯兰教与东方和西方之间最低限度的合作和相互信任，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破坏了国家内部的和平与共存。关于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报告和决议、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特别报告员的任命以及过去十年中所有这些报告和决议对一个称为“少数民族”问题的强调，都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活跃在西方的波斯语新闻电台和网络也在系统地宣传和鼓吹伊朗国内的种族、宗教和性别冲突。这些种种行为就是人权武器化，因为人权被用作反对其他国家和平、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武器。这个计划的外表似乎是人权和自由问题，但其核心是战略游戏、身份认同以及其他历史问题，这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
伊朗不是一个种族国家：全世界都知道伊朗不仅是一个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非种族和超越种族概念的国家。在伊朗的大众文化中种族主义是无法存在的。在历史上，伊朗人从未出现过这种思想和行为。西方计划的实施者想要系统性地破坏伊朗的法律和对伊朗的信任，以便破坏和毒害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活力。从本质上讲，安全化是破坏社会和平共处以及用森林生存法则取代法治的重要因素。
西方是激进主义和暴力产生的因素：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甚至自由主义都承认，全球社会是不同的，任何社会或国家的法律和准则都不能被推广和强加给另一个社会或国家，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事务不能被“工程化”。历史学家强调，无论在哪个伊斯兰国家实行西方化的“工程化”，都会导致穆斯林的复兴和激进反应。他们强调，在穆斯林世界中，政治、政府和法律与西方不同，每一种都是自身历史和身份转变的产物。推动西方人采取这种建设性思想需要合作和信任，但不幸的是，西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干预西亚国家的内政，制造和传播极端主义。西方是破坏伊朗人民自由的因素，因为通过威胁我们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认同，我们就会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
现代愚昧论：西方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它本身是一个“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而不是一个单一叙事。后教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哲学家们认为，教会把自己看作是唯一的法律和基本权利的诠释者，並希望将欧洲所有不同的社会和国家置于统一的霸权治理方式之下並压制分歧，这样的做法是一种愚昧无知。然而现在，现代西方本身对其他国家有这样的世界性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认为这种做法是“现代愚昧”（最初由德裔美国犹太人列奥·施特劳斯提出）。
采用基本方法的必要性：在安全局势中，任何国家都不能保护政治和公民的开放空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左翼思想和政治的压力以及高度的威胁，美国无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但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自己最大努力保障了本国公民的这些权利。如果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也得到其他国家间谍部门的支持，那么法国政府会严厉很多，所以它应该是地域性导向，而不是政治性操控。伊朗的地理和安全背景与遭受到的威胁程度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就像美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安全背景和受到的威胁程度与80年代无法相提并论一样。在80年代，美国政府对左翼团体的态度比较温和，因为他们的威胁程度并不高。但在50年代，对抗非常严酷，因为威胁很大，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对左翼的支持程度也很高。在当今时代，由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失败，语境高校主导着西方大学，但西方政治家的意识仍然停留在19世纪，而且这是一种反动的思想意识。
西方和伊朗展开对话与合作的第一步：美国和欧洲必须承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历史演变的自然产物，任何谈判与合作的第一步和先决条件是西方采取建设性政策，放弃在伊朗实施社会政治工程化。西方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但西方政治并不追随这个道理。他们对伊朗最近动乱的广泛干预也是同一恶性链条的延续。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西方人一直通过政变和杀戮的手段在侵犯人权，但现在他们却声称是在捍卫伊朗人民的基本权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法律体系的国家，伊朗人民批判政府和进行和平抗议是无可争议的。我们记得一些欧洲大使曾经站在叙利亚等国抗议游行队伍的最前线，通过干预政治事态发展和运送恐怖分子把内战强加给这些国家。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破坏性行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现在会有所不同。他们希望在伊朗故技重施，以便以色列政权能够伸出篡权之手来侵害伊朗主权。大中东计划的目的是扭曲该地区的身份认同，并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段，瓦解各国，从而使该地区各国丧失物质财富和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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